我爲什麽脱离印度共产党

我爲什麽脱离印度共产党？

──痛恨斯大林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断送许多国家的革命

马根•迪赛（印度）着郑泽铿译

这是马根•迪赛（MAGAN DESAI）同志从巴洛达(BARODA) 监狱发出来的一封信的全文。当时他正式脱离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派 (CPI[M])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信的原稿是用古则拉特(GUJARATI)文写的，由沙勒•扎华里 (Sharad Jhaveri) 同志翻译成英文。-----------出版人。

　　斯大林主义者在他们控制下的工人运动中，对一般党员的独立思想，总是极力地加以抑制或摧残，因此，要明白斯大林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对一个真诚的但在错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工人来説，首先需要一个在其思想上及行动中的知识革命。但过去事实证明，人们要进行思想革命，尤其是在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向将斯大林主义误解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却构成唯一致命的弱点。很多人往往由于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堕落和腐化的影响，结果对革命运动失望和放弃，而不在思想的创造性上对共产主义作健康的评价。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上帝的没落”(The God that fail) 的作者，以及很多的斯大林主义者，都有着这类的同一演化过程。

　　与这类“前共产党员”例行的演化相反，马根•狄赛的反对斯大林主义（无论它的右倾及左倾，无论它的亲莫斯科或亲北京等各种不同的倾向）的斗争，在他宣布脱离印共声明的文件中雄辩地证明，他从怀疑而终至否定整个斯大林主义的原则立场，是思想一致的，不认爲需要摒弃马克思主义，相反，不像那些一时杰出的斯大林主义者转过来反对共产主义那样，他认爲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及道德上，是认识他过往的斯大林主义错误的唯一的方法。

这里无须把马根•狄赛的思想演进理想化，我相信，所有与这文件有关的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展望”编辑部)，他们最先连续刊登马根•狄赛脱离印共的信，更不是想去创造任何的“个人崇拜”。这文件的发表，不仅标志着马根•狄赛同志在没有协助之下，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获得及研究里昂•托洛茨基的著作以及托洛茨基主义，那时他还在狱中，仍然保持着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而且在斯大林主义对共产党一般基本成员控制的条件下，他爲了获得真理的艰苦斗争，也传达了马克思主义同志般的温暖。

许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反对将这文件在“马克思主义展望”连续登载，他们认爲在印度唯一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期刊的宝贵篇幅中，不应刊登这样次要性的文章。关于这一点我要特别地指出，这文件虽然没有在斯大林主义传统的印度共产党刊物出版过，但已经引起了斯大林主义圈子内强烈的争论，广泛地帮助了许多斯大林主义影响下忠诚的工人层份所同样经历的思想进程，由此而脱离了斯大林主义的运动，参加了印度托洛茨基主义者所代表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反对将这文件出版的人，我以爲他们还没有看到这文件在道德上、思想上和感情上的力量。

总括説来，没有比这文件更充满人性的了。如同在现实生活一样，它清楚地描述了一个坚贞的共产党员，不屈不挠地为着共产主义的目的而奋斗。在五十年代初，当马根•狄赛在学生时期，他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每一个斯大林主义发动的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最前线。他是古则拉特地方印共组织的创建者之一，他是最早用古则拉特语将共产主义读物通俗化及系统地销行的人。目前他是里昂•托洛茨基所创立的第四国际印度支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

由于他个人观念明显的重新确立，因此这封信是值得共产主义者队伍中人严肃的关注。在这国家里，我热烈希望它的发行将有助于别的忠诚的共产党员在重新确立他们的思想观念时，能够抓到斯大林主义的问题。

长久以来，当我在监狱中时，经过广泛的閲读和严肃思索，配合了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已经把个人和党交织的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得出了一个结论；研究下来，发现我和党之间的鸿沟一直在扩大，我不以爲在现在或长此下去的情形中会把这距离缩短。

对印共政治意识形态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概念方面我没有不同的意见。伟大思想家马克思和列宁考虑问题是从整个星球和时代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积累了人类社会各个阶段发展的经验，因此，他们的思想早已成爲世界的愿望。

我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历史唯物论，而且力图尽可能地把它的基本观念结合到自己的智慧中。

但今天，我并不认爲那些被称爲「正统马列主义者」的斯大林及其随从们（不管是“右倾”的柯西金或“左倾”的毛泽东）会有任何的前途。所以我不赞同自列宁死后官方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实行的战术和策略。由于局势的改变，国际斯大林主义便开始倒退且面对着一个严重的危机。事实不能否认，在印度和世界上别的国家一样，共产党也分成左右两翼，不是跟随“左的”北京便是跟随“右的”莫斯科路线。

　　十九及二十世纪过去社会上的变动都是国际性的，以后的转变亦将如此；在印度，一个政党也不能逃出这规律。我不同意印共对马列主义前途的分析，和它对实际斗争的战术与策略。这点需要澄清的，我不相信现在还会含糊。真正的马列主义是简单准确的思想，而不是巧立的词句。这说法表明它何以是一种具有精神的智慧的推动力；但这样一个水晶般清澈的思想，特别是早在列宁死后已经消失，那被称爲“正统”的斯大林主义已把它作成爲另一种宗教式的崇拜了。

真正的马列主义并不是仅仅从马列的原著中引用一些语录，而是把它作爲分析转变中的局势与作出判断的科学方法。可是在印共的传统中 ── 由斯大林主义建立起来的传统，不管左派或右派这种方法都是不存在的。保持马列主义作爲一种宗教的各种方法仍然推行和实施着，党内依然遵循着武断和自欺，用这个来代替真正马列主义的科学分析，这一切都同样承袭自斯大林主义。

下面是我对马列主义认识的几个基本论点：（一）阶级斗争；（二）无产阶级专政（基于生産手段的社会公有，而非一个直接由工人阶级实现的独裁）；（三）运用列宁主义管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四）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段的领导地位；（五）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定义；（六）工人民主或苏维埃民主；（七）关于不断革命论的列宁主义原则；（八）阶级斗争的绝对必要无论战争或和平，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对阶级合作的观念；（九）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苏维埃民主的绝对必要；（十）以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在世界革命运动中建立革命的领导；（十一）无条件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这些要点可以概括为两个原则，那就是：1．辩证唯物论和; 2．历史唯物论。这两者我已毫无动摇地及永恒地对之深深信服。我现在开始相信，斯大林时代已经在上面所提及的许多要点上把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贬值和庸俗化了，在斯大林时代中革命的大退却，这个罪恶的阴影即使现在仍然投射在各地的革命运动中。

自列宁死后长期以来，真正马列主义的优秀遗产，已经而且还正在给斯大林主义所消灭，现在每一个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起来公开保卫它的时机是成熟了。

所有亲莫斯科或亲北京的官方共产主义运动的派别，都自称爲代表真正马列主义的传统，但他们的全部行动都是需要我们再作严肃的检讨的。

依照列宁的标准，现代阶级斗争可以划分为四个范畴：（1）资本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2）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段斗争；（３）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4）全世界劳苦群衆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

由于它的本性，帝国主义努力于从事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和武力征服没有抵抗能力的弱小民族，它经常为争夺殖民地和市场造成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而且在备战经济和国际帝国主义计划的压力下，必定要向劳苦群衆挑战。

在斯大林时代，共产主义运动对于世界形势根本没有一个均衡和科学的列宁主义分析。对国际革命运动的分析，都是机械和片面的，没有将事变作全面均衡的比较。印度共产党的历史，它所追随的国际和国内政策，便是它破产的活生生的明证。

在1942年，帝国主义战争突然转变为“人民战争”。面对着一个民族解放斗争，他们居然采取了机会主义和逃避的态度。党在群衆被卷入了民族解放斗争后陷于孤立；全世界所有共产党都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和获得一个臭名。因爲他们把自己完全附属在苏联的国家利益下。这是一个关于保卫苏联的错误观念。

苏共党称他们在东、西欧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中共宣称其革命的立场时，两者都忘记公布他们自己矛盾的立场。当苏联领袖在强调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时，中共只在强调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事实上两个党都只看到他们自己狭隘的官僚扭曲了国家利益和眼前好处。因此彼此都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态度。

就整个国际意义来説，殖民地革命斗争和中苏民族利益互相间是并无矛盾的。但中国目前追求这种进步性有限的反帝政策，最后是否可能重新恢复和苏联领袖间的友好关系是可疑的。（译者注：作者这文件是1965年年底写的，现在中共早已从勉强的反两霸改为只反一霸，根本连「进步性有限」都谈不到了。）在1957年之前，当苏联领袖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斗争中采取机会主义政策时，中共对所有重大问题的沉默态度是很有意义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必须记取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者所实行的和第三国际斯大林主义者所实行的政策，都同样挫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扮演着机会主义的角色。

在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需要推进阶级斗争的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ABC。相反，实践四个阶级联盟的口号乃是爲了什麽目的呢？不是爲了实现社会主义而是爲了获得民主的权利和通过宪法的手段去“改变”。当纳粹及法西斯失败以后，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的共产党变成爲一种力量时，斯大林提出这个口号。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签署了菠茨坦和瓦尔达协议的结果。在这战后的两次会议中彼此同意：斯大林处理东欧不得干涉西欧，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亦不得干涉东欧。

西欧各国共产党战后的策略，完全从这个协议的精神出发，而绝不根据这些国家已成熟的革命形势。依照客观形势的要求要去发展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等于要向斯大林战后策略挑战，这种布尔什维克精神，早已给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传统残暴地抛去了。在希腊，在反墨索里尼的人民战争的觉醒中，共产党本来已经变成一种力量，但大战以后是谁让这个党给英、美的雇佣兵屠杀，是谁让戴高乐在法国建立起统治，让意大利反动的资本家走回政权，又让希腊建立起军政府来的呢？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毛泽东所颂扬的“伟大马列主义者”斯大林只手遮天时代发生的。

所有欧洲的共产党都患了改良主义及机会主义的疾病。斯大林在列宁主义掩护下养育改良主义，赫鲁晓夫领导层一方面反斯大林，却另方面收获了这改良主义的果实，而毛泽东则用公开指摘苏联的非斯大林运动来代替对斯大林的责难。他把挽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都忘记得干净了。难道这就是列宁主义的真义了吗？

落后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凭其本国市场发展生産力，因爲面对帝国主义的压力，这些国家无法建立起本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依列宁说，沙皇时代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主要得助于法国资本，在那时候，俄国是一个殖民地国家（但依据最近中国也发现，在1917年的俄国已是帝国主义国家了）。怎麽谈到保卫列宁主义时，中共领袖竟忘记了列宁的历史文件了？是记忆上的错失还是机会主义？中共领袖的手总是摇摆于经验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

十月革命是解决生産力与国界矛盾唯一的方法，其战略是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结合在一起。这两个革命阶段无法分得开来，并且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完成。事实上，十月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性的了。

十月革命证实了这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论点：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不论从历史上和组织上，都是无法完成这过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这一意见已变爲指引全世界所有落后或未开发国家革命的明灯了。

1924年列宁逝世之前，东方革命浪潮已在蔓延，中国1925-27年正是处在革命的漩涡中。可是刚好在列宁死后还不到一年；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产国际便把孟什维克的方法代替了布尔什维克的战略，中国共産党不是反对蒋介石；最低限度俄国的孟什维克还坚持：资产阶级应该在工人阶段帮助之下夺取并保持政权，但不需要工人阶级的机构附属于他们之下。可是在中国，在斯大林主义的孟什维克战略讽刺剧之下，中国工人把自己的手和脚完全绑住。最初支持所谓资产阶段右派蒋介石，最后支持所谓左派汪精卫。在中国，资产阶级独裁便仍旧维持，连俄国孟什维克还不致走得这样远。结果，中国革命流产，殖民地和落后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便这样在列宁主义外衣和孟什维克改良政策下给绞杀了！

在整个斯大林的年代里，共产国际的政策经常向两极跳跃，时左时右，没有一个国家的革命在这样的政策下达到成功的。今天赫鲁晓夫只不过执行着同一的政策。在中国，当战斗的工人阶段被大屠杀以后，重新给了蒋介石二十五年血腥的统治。毛泽东应该不会忘记，中国1948年和南斯拉夫1945-47年的革命都是越过了斯大林的限制才取得胜利的，两国的革命都曾为斯大林所反对。

毛派的“新民主革命”观念只不过是对抗斯大林支配共产国际铁的纪律一种自卫的反应。毛泽东在1925-27年流产的革命中得了教训，将它的“新民主革命”观念应用于斯大林主义的战略。在口头上毛派的理论是二元性的，但在事实上毛是跟随了列宁主义的实践，中国1948年革命的发展突破了斯大林主义所限制的范围，结果走上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所谓列宁主义观念的一个不间断的革命。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本质上是进步的吗？不是的。对斯大林认爲“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这理论，毛只是在口头上加以宣扬，毛曾知道中国1925-27革命领袖陈独秀的悲剧命运。陈独秀不同意斯大林主义的路线，经过自己的探索终于彻底认识了列宁传统的意见，共产国际最后用官僚的纪律制裁他，但陈仍在党内不断地反对斯大林的政策。蒋介石和右倾的国民党当然欢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政策的，藉了它的帮助，他屠杀了年青的共产党及无数的工农战士干部。作爲失败的代罪羔羊，陈的党领导地位由李立三代替。于是斯大林命令中国共産党承认这个所谓左派国民党汪精卫的领导，同时还拉拢着蒋介石，委任他为共产国际最高委员会名誉委员。到战斗的城市工人及乡村的农民先后给蒋、汪屠杀以后，陈独秀向世界共产主义者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揭露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叛卖政策。因此，他被斯大林污蔑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关在蒋介石的监狱里，后来以至死亡。在他的公开信里，他彻底分析了斯大林不民主地强加于中国共産党的自杀政策。不管一九二五──二七事实的经过，陈独秀一直被视爲中国人民的敌人。毛泽东应该从陈的经验中学得一些教训的，但今天他的列宁主义演变到这个地步已和斯大林主义分不开了。

马克思和列宁从来不用这种态度对待过去及同时代的人甚至阶级敌人的，马克思相信每一个个别领袖都自会从其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给他自己以适当的评价，他给资产阶级和经济学者如亚丹斯密和里加图以很高的称赞；列宁也从不用谩駡来反对他的对手──十月革命顽强反对者普列哈诺夫，甚至如高尔基，一直到十月革命以后都给予很大的赞扬，普氏的“史的一元论”在十月革命以后最少也教育了两代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列宁把他尊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之父；高尔基也被重视为无产阶级的作家。在这方面，毛泽东和他的“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斯大林有些什麽纪录呢？

历史证明，除了他自己以外，斯大林将整个布尔什维克及所有列宁的亲密战友不仅排斥而且都消灭了。他把历史的真实情况和地点、日期与名字都任意更改，以便能专断地将革命的功劳都归于他自己，他以列宁的继承人自封，把列宁全部有关反对他的文件封锁，只准把有利于他的，或特别是把原文经过大量删节后的部分发表。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全世界工人的集体财富，斯大林凭什麽权利去操纵和窜改列宁的著作呢？难道他完全爲了世界革命的“利益”而做，抑或这是国际革命运动的异化或衰退情况呢？我们又怎能够解释这一显示道德堕落的恶棍竟丝毫没有受到挑战呢？

最近赫鲁晓夫出版了一些迄未发表过的列宁文件，这可能是有利于目前苏联官僚领导层的利益所致，但列宁的著作仍未全部出版。查禁了陈独秀“公开信”的毛党对斯大林查禁列宁文件的行爲说过什麽呢？在散播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毛泽东党用世界好几种文字出版了十多本摘录自列宁著作关于世界革命运动前途的小册子，这一步骤是值得受欢迎的。但爲什麽中共忘记出版列宁最后的遗嘱和他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内社会主义民主的论述呢？是不是俄国和中国的分工合作只出版有利于自己的列宁著作呢？在俄国，赫鲁晓夫集团采取些表面的措施使党和国家行政实行虚僞的民主化，这样做只爲了保卫赫鲁晓夫辈官僚层的狭隘利益。毛泽东党指责他是修正主义，而赫鲁晓夫辈则谴责中国对国际主义的立场敷衍塞责。爲了促进各自的民族利益，他们采取的是僵化的宗派主义立场。不仅这样，每一方面都互相指责对方变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及叛卖了列宁主义！这个已经不算时髦的诽谤，使全世界有责任感的共产主义者都引为羞耻的。

　　事实上，苏联及中共领导层所采取的有限度的进步措施是应该赞许的。同时他们双方的党和政府都把自己装成爲列宁的唯一的真正继承者，他们对社会主义民主，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基本原则所造成的破坏，却更应该受到强烈的批评。因此全世界自觉的共产主义青年们便升起了一个要获得更多原本马列主义思想的愿望，这一愿望现在是更加大大地增长了。

中共在理论立场上的许多污点阻碍了人们对中共政策的进步性方面作客观的理解和判断。中共爲了要表示他们愚蠢的自称为无所不知者，他们用尽了一切辱駡、傲慢和放肆的言语。最近中共领导层用好几种文字出版了一本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不朽”的手册，作爲世界革命的新“蓝本”，宣称为列宁“十月道路”的补充，而且可作爲应用于世界各国的新“蓝本”。

列宁的“十月道路”是全世界被剥削大衆的国际康庄大道。中国领导人要把他们的新“蓝本”作爲列宁十月遗产的直接产物，提出的理由是证实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俄国被断定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列宁的十月道路已不适合于当前这时代。

事实上，这一点一定要加以严正驳斥的。根据列宁的意见，沙俄是个殖民地国家，她虽然统治了中亚细亚的落后地区和西、南俄罗斯的少数民族，但这并不是沙俄统治在十九或二十世纪帝国主义的单一的特征。相反，外国资本‘特别是法国的’在俄国经济中握有很大的支配力量。在现代，一个殖民地国家就是她的经济为外国资本所控制，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的説法，我们不能把革命前的沙俄认作帝国主义。法国资本控制了俄国经济，这便是爲什麽列宁把一九一七以前的俄国称爲殖民地国家。

爲什麽自称爲马列主义的毛党会把马列主义这些基本的定理也忘记了呢？正如我们在上面指出的，毛泽东像附着了斯大林那“伟大的马列主义者”的阴影，对这个问题始终保持沉默。列宁在许多演讲和文章中对十月革命的教训作过很多精确的分析，以进一步阐释他那著名的“四月提纲”，他的共同工作者——国际著名的共产主义者——也给他的著作加以发挥。但自列宁死后，斯大林对这些文件不是扣压起来，便是索性把它毁灭掉，今天袛有一些流传在欧洲的副本保存下来。苏联官僚统治层否认列宁合作者们这里无疑指的是托洛茨基——译者的著作，可是不管怎样，现在追随他们的人早已遍及全世界。中、苏两国的领导层对列宁关于十月革命的敍述和分析一直保持沉默，假如列宁的著作曾被官方发表的话，对斯大林时代的许多争论都已结束，但那是不可能的。

从狭隘的民族利益出发，中、苏两国的官僚层便筑起了一个大障碍。不论过去或现在，苏联领导层在这方面都被揭露和受人嘲笑的。因爲从斯大林到柯西金，所有苏联的领导层，无论在国内或国际政策上都是背离了列宁主义，让觉醒中的苏联工人和青年们去比较统治集团今日的政策和过去列宁时代的政策作个分别吧！今天的领导已不可能容许将列宁时代的传统作出一个真正的客观评价，这领导层正坐在斯大林过去三十年来所造成的矛盾的火山上，受着群衆和官僚派系间的压力，而各派系在内部斗争中被强迫作争取下层群衆的支持。

由于各方面的压力要将列宁的著作照原本出版，数年前莫斯科曾宣布过计划把全集编为五十五卷出版，但除了俄文及英文版出了第一至第二十二卷外，跟着便直接出版第三十五卷，此外其它各卷都禁下来了。第二十三卷至三十四卷和第三十六至五十五卷怎样了呢？没有出版的各卷包括了列宁1917-24年时期的著作，而这些著作正是使斯大林愤怒的。至于列宁经过深思熟虑后指责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作风写出来的列宁遗嘱，当然同样被禁止下来了。这説明了爲什麽毛泽东对这些一直保持谨慎的沉默。如果他真的去着手出版列宁的全部著作，那他为着世界革命所制订的“蓝本”的命运会怎样呢？不正是将它的基本缺点、模棱意思和前后矛盾都暴露出来吗？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将会很容易地比较出列宁原本的十月道路和中共“蓝本”伪造的道路之间分别出来的，毛当然不想这样，但从拉美革命动力在全球阶级斗争红炉中考验了真正列宁主义的道路与斯大林所提倡的虚僞的道路。危地马拉、波利维亚和最近哥伦比亚与拉美国家都诞生了新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些党都抛弃了斯─毛的臭包袱和骗人的旧技巧，这反映了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严肃风格和崇高精神。拉美革命运动对列宁主义概念的实验是迟早会发展到亚洲、非洲来的，但毛泽东会收回他那残缺矛盾的蓝图吗？

我不相信中共会表现出这样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坦率精神来，相反，它是极其教派的。他们指责赫鲁晓夫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却并没有避免这种病毒的传染；同样，中共自己的表现也是沙文主义的。像“斯大林是最高无上”、“毛泽东战无不胜”的神话已经早在中国努力散播了。中国的世界革命蓝图（指“人民战争的胜利不朽”一书所代表的农村包围城市战术――译者）早为印度共产党于一九六四年在加尔各答召开的大会中接受了。我们的党曾解释过中共领袖爲什麽采用这条路线，但假如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难道它也一样适合于我国（印度）吗？

今天拉美国家的情形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相似。但正如我上面说过的，不管她们之间有些地方相似，拉美国家的共产主义又无在革命实践中是采取列宁主义的道路的。从印度经济发展的工业水平来説，它是大大的超过了革命前的中国或今日的拉丁美洲的，印度资本主义是全世界落后资本主义国家中最进步的一个，以中国国情作背景的“蓝图”不可能也适合于印度。主要的问题是，是否如我们（印度共产党左派）纲领中所说的“人民民主专政”，城市中弱少的民族资本家和乡村中的富农能否一起协助工人阶级和农民去达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和受压迫的农民，那富于经验而又警觉的资产阶级，和那些不为千万民衆的贫穷或甘地（GANDHI）与温奴巴（VINOBA）的呼唤所动摇的所谓“反专利工业家”们，会被驱使去为社会主义革命工作吗？党当然不会相信这类奇迹出现的，可是它又盲目的仿照着中共的领导层去做。爲什麽我们要不理会本国的特别实情，习惯像尾巴般跟在别个党后，过去跟着苏联，现在又跟着中国变成毛党的附庸呢？

　　　无产阶级专政，广义来説就是工人阶级行使国家政治权利去建立在社会和经济上统治的地位，由此而使得无产阶级的主要阶级利益得到保持和保证。马克思及列宁从来不曾在説明无产阶级专政时，把他们的思想公式化而不去分析它的各种宪法形式。像资产阶级专政一样，无产阶级的统治也可能拣取民主或极权的形式。列宁主义明白到，当革命变成内战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对它的阶级敌人是应该无情的。但往后这个政权稳定了便需要实施更多的民主。俄国革命即使在内战发展到最严重的转捩关头时，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一直容许各种不同政治倾向通过苏维埃作充分的自由表达，爲了革命本身的利益，共产党仅仅实施了有限度的管制。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借口苏联已经踏入社会主义第二阶段，亦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废除了苏维埃民主。事实上当时俄国只是踏上工业化的第一步，工业上进展的每一阶段并不就是社会主义，这本来是列宁主义者的公理，但谁要是把这公理提醒斯大林便会被标志为社会主义的敌人。无产阶段专政已给斯大林个人独裁所代替，而个人独裁和马列主义观念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全无共通之处的。每个人都已清楚知道，在斯大林统治的恐怖时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情形（真的，这个问题的争论已发展到蒙骗了工人阶级，以爲那恐怖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这斯大林主义恐怖的阴影，即到如今还在困扰着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二十世纪中叶（后半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提出的主要问题是：这时期的左派革命运动应该由谁来控制？是专横独断，不负责任的党官僚呢，还是真正代表千百万被剥削的下层人民自觉的工人阶级？

　　在斯大林执政的年代，所有通过人类智慧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成就的价值都受到了危害，而主要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工人的管理。我坚信社会主义民主的苏维埃形式终必胜利，但目前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一个开始做到这样的社会主义民主，事实上这样的民主已给窒息了。

这便说明了爲什麽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工人公开反叛斯大林的追随者，和匈牙利无产阶级在工厂内建立起苏维埃可以抵抗斯大林主义者的镇压达六个月之久。“温和的”赫鲁晓夫和“极端的”毛泽东同样为这情景所惊吓，立即派军队把革命粉碎。反动份子企图夺取领导层，想把革命引导到错误的方向是毫无疑问的，但没有人解释过，是不是列宁的苏维埃民主观念已经过了时。人们只是教徒般虔诚在口头上高唱列宁主义，这也不阻止他们无耻地将列宁著作对他们不利的部分隐瞒。一向以来对每一事件，或对统治与经济上的发展和转变的马克思主义认真的分析，都被为符合于为保卫苏联与中国官僚统治层狭隘利益的机会主义政策所代替。

斯大林是善于这一技巧的，毛泽东又怎样呢？中共领袖们就南斯拉夫的堕落写了许多大文章，但对南斯拉夫的真正发展却不屑一顾，中共的作家是凭他们的喜恶去写作的。当然，我并不袒护倒退的南共，所有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这些基本的错误，难道在捷共和波共中找不到和南斯拉夫同样的缺点吗？事实上，南斯拉夫建立了工人议会（当然它存在有许多缺点），而赫、毛份子却狡猾地避免加以讨论。他们都背叛了苏维埃，结果，他们[对南斯拉夫]的批评都充满矛盾，变成片面的、逃避现实和不平衡的。在印度共产党内，我们似乎只决定盲目的追随毛派，对事实的发展闭上眼睛。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三个月，当他还隐藏起来的时候写成了他的《国家与革命》，后来这著作便在革命中应用了。在我们来説，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也是没有很大不同的。我对于工人国家的观念已经在上文中说过了，这里只有几点需要提及：列宁写了许多补充的文章去给《国家与革命》这理论加以详细的解释，现在已出版了的还是不完整的。列宁把社会主义建设、苏维埃民主、集体化、工业化和工会作用等各种问题连接在一起来讨论，所有这些关键性问题可以提出如下：

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建基于供求原则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潜能经已用竭的时候开始的。到了社会主义便立即为“各取所值”这一原则所代替；从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经济是国际性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孤立建设。同样，阶级斗争的力量和生産力的发展也是如此，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必然也是国际性的。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便根本不可能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自己单独发展和巩固起来[一个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国家──译者]，它可以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但它不能完成社会主义。高度发展生産力和丰富的物质与文化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俄国十月革命前没有这些先决条件，她必须在无产阶级监督之下发展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只有在完成了这些以后，一个社会经济和新的社会主义关系、法规和文化艺术形式方能随着一起发展起来；到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便将成爲治理这样一个社会的原则。从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到下一阶段，即共产主义之间将会是一个尚难确定的过渡时期。在共产主义经济基础上，不能有别的什麽像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原则更直接的了── 这样的社会是人民生活丰衣足食的预想，也说不定要多少十年后才能实现和建立起来。

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即使通过计划经济，也要耐心地经过一段过渡的阶段才能取得有效和广泛的发展，同时世界革命也要得到推进。对这艰巨的事业，不经过深思熟虑光靠强硬及专断的试验是行不通的。工人国家发展国有工业是目前这特有社会的经济趋势，有计划的工业化必须着手进行，轻重工业的生长是要均衡的配合工人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才能够保证广大的群衆自愿自觉地参加经济的生活。要这样实行，计划一定是由下而上，被剥削的群衆必须监督整个计划。工业化可以加强无产阶级力量，工业化和集体化是互相依存的，但两者之间的进度也有一定的限制，决定一个落后国家发展的速度是生死攸关的。要求农业社会的劳苦大衆去为光明的未来牺牲，在物质和文化上如此落后和城乡关系的不平衡都有其本身的限制。最优越和有利的发展是能够制定一个适合的速度，并保证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进程不致中断。

由此，国家的社会结构得到了需要的稳定和安全，这就是说，工农的联盟不应受到危害，因爲将来的成就有赖于这样的一个联盟。这才了解到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的精髓，也叫作“适当速率理论”。列宁的经济计划体系里是从没有“大跃进”这回事。不幸这些原则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东欧国都早抛弃了，他们不理会一切经济上的法则，在一个国家的孤立环境中居然盲目和疯狂的推行工业化和集体化的竞赛。现在事实告诉我们，结果在经济上已造成了怎样的灾难和祸害。工业和农业的距离还是很大，要把两者联系起来直到现在还谈不到。

列宁主义者认爲经济的生长不能违反基本的经济原理，光靠命令去强制达成，也正如社会主义不能靠命令去建立起来一样。经济发展不可能当作政治因素去处理。在苏联农业的集体化过程是强迫农民参加的，结果造成生産的衰退，农民对社会主义不感热情。列宁教导我们：必须劝导农民使他们心悦诚服，不能强迫他们参加集体化。当斯大林强迫农民集体化时，列宁主义者（这里作者分明指的是托洛茨基——译者）曾提醒过这一基本原则，但他们被指责为农民的敌人和叛徒，被送去西伯利亚而最后被清算。同样的悲剧在二十世纪的东欧又再重演。

毛泽东也同样盲目地想在中国越过这些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下子跳到共产主义去。只是经历了农民的强烈反抗以后，如今企图去建立一个强国及安定的经济才去修改了他们的政策。不到十年，这个用强迫速度去建设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便不得不放弃了，大的公社也解散了。中共党内对这样急速的步伐曾经引起批评，但他们的政策是否仍然继续下去还看不出来。无疑中共在纠正他们的错误比之苏联好些，其变化我们还不知道。可是不管在理论或实践也好，他们也像斯大林一样装着永远不会犯错的，因爲他们总可以在自己的每一错误政策中找到替罪羔羊的。

事实上证明，反列宁主义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口号是斯大林时代环境下实行的一项革命退却。今天回头看看，它所表现出来的完全是斯大林官僚层骗人的破产政策的典范，而不是真正领导实践与行动的革命纲领，过去和现在一样是个白日梦。说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那简直是荒谬与对真理的曲解。其实，即使今天苏联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她仍然是在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发展中。例如俄国共产党能有一个比斯大林（毛泽东的“伟大马列主义者”）更有远见的才智和更体验人民基本需要的领袖，斯大林死后的苏联经济和军事力量都会有更快和更有效的发展的。可是像这样的领袖那里去找呢？几代优秀的布尔什维克都给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让他们自生自灭，或经过死刑或肉体上的摧残侥幸生存的也终于死在集中营里。当时老布尔什维克曾有一个使苏联经济平衡发展的经济纲领，反对斯大林――布哈林要使富农和城市小工农业者致富的纲领。由于他们强烈反对这错误政策及提出代替这政策的纲领，当时（1925-28年）被指控为农民的敌人，只有到1928-29年间富农起来反抗和私人营利及黑市猖獗时，斯大林才改变他早年的政策。于是他着手以危险的高速度进行工业化及土地集体化（毫不考虑反对者的意见，这种态度以社会主义者的道德来説也是不容许的），以旋风式速度强迫工业化所得到的成就补偿不到野蛮官僚错误政策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一官僚恐怖的结果，造成苏联与东欧国家工人热情的低落，即在今天还不能转变过来。

俄国和中国的领导层对布尔什维克先烈们在经济发展上坚持列宁阶级路线的仍然继续强烈谴责，甚至连他们的著作和名字都加以禁制。当然，爲了适合他们的需要，是不会妨碍中、苏的统治官僚们随便从这些布尔什维克的原著和纲领中任意剽窃和引用的。这种完全不忠实的笨拙手法也实在太可悲了。但爲什麽印度共产党对这些都缄口不言呢？

今日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起码要保证接受下面这几个基本的立场：

我们对以上几点的态度应该是毫无疑问而又互相关连的。在这信的前面我已将这些问题的一些重要点提出来讨论过了，我曾经指出我认爲可以接受的和不可以接受的；我批评印共的官方路线是“知识分子的” 、“改良主义的”或“修正主义的”立场，而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我重视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运动所获得的成就，但我强调我和印共领导之间我诚实的不同意见。更补充一句，我认爲现在的共产党甚至还不足与第二国际比较。我正想进一步探索爲什麽世界各地共产党所遭遇到的惨败结局，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离开了传统的马列主义路线。不管所有的缺点，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成就是无可否认的，我认爲这些成就都对各国的革命运动起了支持的作用。

我认爲应该无条件保卫工人国家的社会主义成果，反对帝国主义甚至社会民主主义。我认识了共产主义运动左右两派之间的基本分歧，但只有马列主义是唯一的标准去衡量国家或国际共产主义的左倾或右倾，我想这是没有妥协余地的。

像我上面解释过的，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还不能算是像化学定义般纯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因爲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都不存在苏维埃民主。没有苏维埃的引导，政治组织便像无疆的马，也像没有灵魂的躯壳；缺乏苏维埃民主，党领导必然堕入官僚主义独裁。我的意思不是说，甚至一个健全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不会出现官僚主义，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都潜伏着官僚主义的先天因素。还有什麽比推动落后国家经济走向社会主义，更成爲无产阶级先锋队主观责任的事吗？列宁去世前对苏联官僚主义的危险已好几次发出警告，同时还提议发动斗争去纠正它，在遗嘱上他便总结了这个意见------ 这是一份给斯大林的起诉书，难怪斯大林把它扣压了三十年。因爲斯大林和他的同谋都考虑到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让它吞没整个苏维埃社会，他在官僚制度下得到庇护。这一灾难的后果使苏联和东欧工人阶级直到今天仍然蒙受其害。还不只这样呢，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同样变成了官僚主义的牺牲品，变成为荒诞和虚僞，完成失去了其本身的真实意义。

斯大林将列宁不断革命的原则颠倒过来。最近中国的、南斯拉夫和古巴的历史都充分证实了列宁不断革命原则的正确。中国共産党在一九四八年摆脱了斯大林的控制，改变策略在中国完成了一次革命。可以明白，中国的革命并没有依照中国共产党的理论逻辑，这仅仅补充证实了列宁不断革命的意见。任何落后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不稳定、不可靠和反动性是无法担当革命角色的。只有在反帝斗争中，落后国家资产阶级会在某些策略上扮演起有限进步的角色，但即使这样也是要大大提防的。列宁常常强调：一个腐朽的资本主义，特别在十月革命以后，本质上是缺乏任何进步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要真实认识这点，在目前这个时代不能把列宁的基本教训忘记。

由于这三点都关系到国际革命运动，也可以概括在“革命的国际主义”一个题目之下。像上面说过的，马克思列宁考虑问题是从整个时代及全球出发的。 [所以他们的学説] 绝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项方法论。通过他，马克思探寻改变世界革命的局势，革命国际主义的原则是按照现存资本主义各不同的阶段运用的，这原则也不是马、列所创见而是从资本主义本身的生産力和阶段斗争的国际性质中反映出来的。在马、列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概念中，根本不容许由一个层份，或单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独占领导权，各国的共产党都一律平等而各自有其本身的独立自主，他们的职责在建立一个集体性的领导，基层干部都可以无须惧怕或偏袒地批评甚至更换他们本国和国际的领导，党的领导层应在基层干部监督之下领导着党。这便是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列宁就是在这样的基本原则上发展布尔什维克党的。党的领袖从选举的自然秩序中产生出来。甚至列宁也可以被公开的批评，他说的话党员们多份都经过犹疑考虑后才接受；在很多的场合下列宁只是处于少数的地位，只有待局势明确了，列宁的意见才为党所接受，任何问题都是公开讨论的。

布尔什维克党不能被塑造为一个机械的结构，这对于列宁建立的第三国际也如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全世界的各国共产党都有权批评苏联和苏联的党。第三国际曾经讨论甚至解决俄国的问题。俄国的少数派可以向国际上诉，这基本的观念在当时来説就是将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爲我们国际运动的一部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还不想到的）。

十月革命曾经带动了西欧──像德国、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的革命。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则帮助反革命力量把这些革命击败了。这些国家的布尔什维克都被迫赶入地下工作，当镇压在这些国家里进行得最厉害时，列宁欢迎他们到苏联去，使他们感到自豪而又借助他们的技术去帮助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

国际间这种兄弟般亲切关系的实践到列宁死后变成怎样了呢? 1924年以后，列宁一向是工人的民主集中制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已为官僚的集中所代替，最后更变爲全苏联广大劳苦大衆的无上至尊。在列宁时代工人阶级的言论是有决定性的，现在则变成了仅是官僚手上的工具。最初只是一些有自觉的工人阶级及勇敢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抗议，最后和在列宁时代从欧洲流亡到俄国的革命家也结合起来。有些反对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另外大批的被作爲政治犯关在集中营里干苦工，好些在面对死亡时仍高呼“世界革命万岁” 、“列宁万岁”和“托洛茨基万岁”口号的，由逃脱出来的人所报导这段时期的悲惨故事，今日已经得到反应而且传遍了整个世界。

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投掷出一个惊人的炸弹，虽然他是在兄弟党的背后进行而且是片面的，他在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演辞对那黑暗的年代却也透露出了一点光亮。这个反斯大林的企图毫无疑问是机会主义而程度上又是半吊子的，他想藉此避免招供出他自己也是同谋者的罪恶，斯大林的继承者不是用干净的双手去从事这个尝试的，他们仍然认爲：那些真正被斯大林牺牲的人──老布尔什维克们是叛徒。同样，那些东欧国家在斯大林时代不计其数的牺牲者虽然都恢复了名誉，但并没有企图去解释这整个灾难是怎样发生的，和这许多烈士是给谁杀害的，一九五六年以后，一层神秘和沉寂的乌云又把斯大林年代这些悲惨的事件遮盖了。

只是真理是不可长期给压住的，非公开地人们大家都早明白真相了，可是爲什麽不拿出布尔什维克的勇气来公开这些历史真相呢？是否苏联共产党认爲这样便会给全世界共产党引起不利，是否共产党的官僚领袖们害怕这样做便会给他们自己在斯大林年代所串演的反动角色也同时被揭露出来呢？两代的布尔什维克都给斯大林屠杀了，毛泽东党还照样指他们是叛徒或德国法西斯的特务，我们的党［印共］却在《洛其•勒哈》(LOK LAHAR) 党的期刊上依旧注销这类毁谤的文字。

我倒要问，“爲什麽这些老布尔什维克当年在沙俄的镇压下能够如此坚强的参加革命，他们在革命的内战中不惜冒生命的危险，而最后为真正的列宁主义传统反对斯大林而战斗竟会做法国的间谍，甚至于在十月革命以前和那些间谍合作吗？最可悲的是像今天的毛泽东党仍在散布这种陈旧无聊的斯大林主义谎言，试图给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新起的共产党注射毒素。可是拉美不但排斥这些毒素，同时更唾弃毛泽东投降民族资产阶段的政策和他“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他们采纳列宁十月革命之路作爲走向革命的国际大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斯大林还在世的时候，国际法庭将纳粹份子作战犯审判，在法庭前的供词没有半点证据可以提供证明斯大林主义者的谎言，说这些老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是德国间谍的，爲什麽中国共産党还死死的在宣传这类谎言呢？

苏联的领导目前是不会改变的，因而“斯大林、毛泽东及赫鲁晓夫万能”的神话便用得着了。当这些老布尔什维克正在监狱被杀害或流放去西伯利亚时，那些孟什维克中前些时的叛徒们，都视如革命者被释放和集结起来，去帮助斯大林实现他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白日梦了。不管在赫鲁晓夫年头有某些改变，现在苏联的领导还是面对着同样的老问题，基本上依然还是一样，甚至那个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的陶里亚蒂(TOGLIATTI)，他在去世前的“遗嘱”中也不自觉地流露出：当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存在苏维埃或社会主义民主。

“一国社会主义”是两个革命阶段理论在一九二五年提出来的“国际产儿”，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经过几十年或更长的宪政时期后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这观念斯大林称爲“工农民主专政”、“新民主”或“人民民主”，赫鲁晓夫却把它叫作“国家民主”。可是不论在中国或东欧革命的实践上都从来分隔不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来，全世界各地的革命都不停留地直接发展到社会主义，爲什麽还不抛弃这套理论呢？难道真的爲了满足最先是斯大林，现在是毛泽东心理上的狂想吗?

后来，也永远没有一次革命拖长地分隔开成两个阶段的（柯西金和达恩茨[DANGE]之流当然不同意这点），如果坚持这样一个观念，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势力便会加强，革命势力便将消失和浪费，这只有给统治阶级带来好处。像陶里亚蒂也承认的，这就是斯大林错误政策在1930-33 年德国所发生的，结果引致希特拉上台。爲了达成苏联官僚层国际国内眼前的需要，牺牲和破坏了整个世界的革命运动，难道这就是斯大林革命的国际主义？根据经验，我认为斯大林把列宁的革命国际主义完全倒转过来了。

只有通过国际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才能得到保证。只有通过国际的革命运动，苏联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才能获取力量，列宁主义者的政策是用加强世界革命运动去保卫俄国革命，并以此转变苏联成爲反对反革命力量的堡垒，斯大林却和这个战略相反。战略决定策略，反之策略也足以改变战略。列宁对这问题的著作被禁刊，他的观点也被曲解去符合斯大林错误的策略。要在落后和孤立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适应俄国外交政策的需要便变成他的战略了。反对他的老布尔什维克都被杀害了。结果，在斯大林有生之年没有一处的革命是像十月革命般取得胜利的，东欧的革命只是在红军的支持下进行的。

印度共产党同样爲了配合斯大林外交政策的需要，被牵引着去经历一条被扭曲的弯路，结果在一九四七年以前，它执行着一条完全不考虑这个国家实际和解放运动需要的路线。独立以后，印度共产党并不依照列宁的十月道路，却跟随着苏联，现在又是中国外交政策上的需要摇摆。

我们一直跟着斯大林主义官僚经常跳跃的“左的”、教派的或冒险的和极右的外交政策中间摇摆。在中国1925-27 革命失败是个例子：斯大林对殖民地资产阶级采取了狭隘的教派主义政策，在1930-33 年时，印共不支持反帝的解放斗争，便首先招来了“反对国家独立”的衔头。

在德国，斯大林提出一套新理论，把社会民主党说成爲社会法西斯，不容许所有左派工人阶级政党成立反对希特拉的联合阵綫，希特拉得到德国工人阶段运动分裂之助，最后将强有力的德国共产党消灭了。在德国失败后，斯大林极力寻求与各国资产阶段的民主政府结成联盟在欧洲反对法西斯。我们的党---- 印共立即决定参加在印度的议会党。把往日无产阶级党独立性的原则抛去，代替开展的是和资产阶级议会合作的“国民阵綫”，爲了讨好印度资产阶级和斯大林，印度共产党在1935-38的“国民阵綫”时期，把它的阶级斗争路线也放弃了。

一九三九年，党最初对帝国主义战争采取正确的立场。但当斯大林和丘吉尔签了协约以后，印共又承认这个战争是“人民的战争”了。党再次出卖了印度工人阶级，对一九四二年“滚出印度”(QUIT INDIA) 运动采取消极态度，不理会群衆对国家独立的愿望，无条件支持战争，为印度的统治者大英帝国主义出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大林的政策也和今日赫鲁晓夫的一样，是和国际资产阶级谋求谅解。印共欢迎印度资产阶级在一九四七年所取得的表面独立，错误地支持回教群衆的民族自决权，而又支持印度的社会划分和巴基斯坦建国。

到了一九四八年由于苏联和帝国主义的关系越来越坏，于是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冷战阶段，一个左的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派路线又为各国的共产党所采用了。兰拿迪夫(RANADIVE) 同志给印共路线一个左倾教派主义的方向，不管事实上工人阶级和人民对国大党的统治幻想所遭受到的损害，也不考虑群衆的准备达到了什麽程度，党鲁莽地发动一个反政府的冒险行动。跟随着失败和幻想破灭而来的工人运动便是：资产阶级的国大党强迫工人加入印度国家工联会(INTUC)*。公会运动便被破坏了。由于他们自己在全印工联会 (AITUC)**中官僚教派控制的结果，党于是又鼓励其它政党一起去建立像印度工党(HMS) *** 和统一工联会(UTUC) ****等独立的中央集权……

到斯大林死后，特别是一九五三年间，赫鲁晓夫辈在和平共存的名义下希望同国际资产阶级的关系和缓下来。这个新政策的转变表示应该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区别开来。合并后的印共领导层立即无条件支持这个政策，结果在党内引起了严重的斗争。我们都知道印共内部这场戏剧性的演出，直到最后分裂为：亲莫斯科的丹吉(DANGET) 右派，和我们亲北京的左派。

我个人认爲这次分裂虽然有限但也前进了一大步，一九六四年在加尔各答召开的大会，党领袖们发言的中心精神是：在国际共产运动中我们不参加任何的集团（这些集团固然是因斯大林已破坏了共产国际以后才产生的）。这意思就是要我们结束过去盲从附和的做法，今后采取真正列宁主义的道路。　

　　可是现在我们好像决定抛弃了我们革命的独立性，又在追赶着一条盲目亲北京的路线。我们又采用了“人民民主”的口号。作爲所谓“人民民主”的代表，我们不需要深思一下：苏加诺总统在印度尼西亚的结果怎样？我想除了采取真正可靠的阶级斗争来代替这“人民民主”便实在没有别的什麽方法了。一九二五--- 二七时斯大林把希望放在“左派”资产阶段汪精卫的实验失败了，今天周恩来又把苏加诺看作为印度尼西亚的汪精卫。苏加诺已经放弃了他的强大的联盟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 ，而且早已变成军人的傀儡。在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冲突事件中，赫鲁晓夫和毛泽东都犯了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罪恶。

我们的党，对这些顽固的，在某些程度上是错误的以及态度傲慢的中共领袖不敢说出任何反对的话，这表示什麽呢？各国共产党对目前发生的国际争论，在某些问题上认爲中国是对的，难道这就表示中国政府或毛泽东党可以爲了配合它的需要便能左右印度的党和左派运动吗？

我绝不支持印度资产阶级统治者，我站在无条件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我恐怕斯大林主义的传统整个笼罩着中国共産党。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已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绝缘，现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又亦步亦趋。毛好像要决心迫使印度共产党去无情地打击印度资产阶级。我相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任务，即使他不能帮助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最少也要考虑到他们的政策起码不损害国际主义呢？这让我记起了斯大林那个“因加得减”的口头语，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不愿看到的。是不是中共正重演着斯大林的做法呢？尽管他们某些地方也有其自己的一套，中国共産党还是沿着斯大林那不名誉的行径的。我不同意我们的党拒绝承认中、苏共党这些基本的错误。我站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是活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斯大林、毛泽东所注释过的马列主义。我正担心着印度共产党不准备和那和沾辱名誉的斯大林主义思想决裂。

故此，我决定断绝我和印度共产党(CPI-M)的一切关系。当我离开党时------- 这个党和我青年的岁月分不开的，让我向你们保证：我将会为印度的社会主义革命目标贡献我自己，在劳动人民反对共同敌人的一切斗争中，我随时准备和你们一齐并肩作战，虽然今后分开了，但战斗时还是连在一起的。